主体民族人口的变化，通常决定着一系列的国运变迁。像欧洲人对美洲印地安人的驱赶与灭绝，对大洋洲土著的种族灭绝，都宣告了土地的易主。当然，这是战争的成果，然而在和平时期，民族人口的变化依然在悄然地进行。比如说众所周知的波黑战争，以及科索沃的独立。
中国今年进行的第七次人口普查，在最终数据千呼万唤始出来之后，便立即放开了三胎的生育限制。可见数据确实像很多人之前预测的，并不太好看。
而北欧小国瑞典，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根据瑞典统计局最新的预测，从2021年到2040年这二十年里，瑞典的总人口将从目前的1040万增长到1130万，增长率大约在9%左右，但是主要人口增长将集中在这个国家的南部地区。而在瑞典21个地区中的8个，人口的变化趋势将是持续下降。
除了少数地区可以靠当地高于死亡率的出生率维持人口，但从整个国家的情况来看，大多数的确还需要靠移民来维持人口增长。虽然瑞典的生育福利是全世界最好的之一，但整体生育率却并不达标。（世界上最适合养孩子的国家的三孩率是多少？）。瑞典统计局预计在未来的20年里，移民对人口增长的贡献虽然会相对于2011到2020年这十年低一些，但靠移民来保持人口增长的趋势恐怕还会继续。这就意味着瑞典的主体民族在人口中所占有的比例会逐步下降。
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在2017年的时候曾做过一个研究，认为瑞典到2050年穆斯林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1.1%到30.6%之间，穆斯林人口比例将比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高。最近捷克的总理Andrej Babis更是预言瑞典到了2065年，穆斯林将成为瑞典的主体人口。不过布拉格查理大学的社会学家Daniel Prokop认为总理的预测过于夸张，只是想转移人民的注意力，让大家不要关注自己国内的问题而已。
位于瑞典北部的Västernorrland和Norrbotten两个地区，将是人口下降最为严重的区域，下降比例超过5%，其它的6个人口下降区域分别是Kalmar, Blekinge, Värmland, Dalarna, Gävleborg和Jämtland。而相反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和它的邻居，瑞典第四大城市乌普萨拉，人口预计将增长16%。
到了2040年，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老龄化问题，这归因于逐渐增长的人均寿命和20世纪40年代的婴儿潮。尽管新冠病毒的来临解决了一小部分问题，但是这依然是瑞典政府未来需要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
由移民来支持人口增长会导致瑞典的退休保障金支出大增。瑞典本国出生长大的人口相对于移民来说就业率更高，而且在瑞典工作的的时间长，会存下足够的退休金，很少需要政府进行更多的补贴，而很多移民老了之后都要靠瑞典发的退休保障金和老年人最低生活保障来生活。瑞典在2017年在这方面的支出是46亿克朗，跟根据退休金管理局的预测，移民的退休保障支出在2030年会达到110亿克朗，在2060年达到690亿。但目前没人知道这笔钱将从哪里来。
人口减少这一问题同样导致了乡村衰败问题的凸显，自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人们大量地涌向城市生活，乡村就在不断的在保持基本的社区服务问题上挣扎。因为人口数量越少，提供基本社区服务，如医疗、学校、邮政的成本就越高。瑞典的社区服务是由当地的税收来支付的，所以成本增高就会导致当地的税率增高，而税率高却并不意味这服务更好。这样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人越少税率越高服务越差，而税率越高服务越差人就越少。
近期瑞典房产杂志《买与租》给瑞典的各个区域评了一个分，主要依据在于生活的便利性，比如说能否享受到商店、药店、医院、学校、邮局等服务。在分数最低的那些区域，五分之四都位于Norrbottens省。
Norrbotten省的人口金字塔，蓝线是2020年，涂色是2040年的预测。
而对Västernorrland省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核心大城市。因为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小城市已经没有多少工作机会了。而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政客们制定的各项环保政策，比如增加汽油税柴油税，都让这些地方的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
Västernorrland的政府官员认为要扭转当地的人口发展趋势，必须依靠基建设施的提高，让通勤的人可以在大城市之外安家，让旅游者可以来当地度假。但是搞基建的钱从哪里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