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超大规模城市--上海，此次被疫情冲击，不得不承认与深圳表现的差距不小，我们不得不思考，上海速度怎么了？创新基础建设为何起不了作用了？有哪些“城市病”客观上在为新冠推波助澜？
一、老龄化
根据最近人社部的官方数据表明，上海市目前已有570余万退休人员。早在2021年5月，第七次人口普查（下称“七普”）数据发布之时，上海市统计局局长朱民便表示，从历史上来看，上海一直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同为经济发达城市，深圳人口则依然“年轻”。2020年，在深圳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5.3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3.22%，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城市的活力决定着反应的速度，年轻的血液抗击冲击的力度自然会比日渐衰老的要有力许多。
二、消费习惯
超过570万的老龄人口，带来的是线下消费市场的火爆，其中最为火爆的是遍布上海全域的各个农贸市场，虽然农贸市场主要针对的是批发商，但实际上这些市场的价格优势和琳琅满目的品类吸引了一大批老年人群不惜跋涉很长的路途前来采购，很多商品的零售占比一点儿也不亚于批发，如中环附近的真北农贸市场、浦东新区的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宝山区的江扬农产品批发市场、江桥批发市场等，想象一下，巨量的各区域人群在这些市场聚集，对疫情防控管理是多么巨大的挑战？.
而相比之下，现今的深圳人购买日用品、食品饮料喜欢到大型综合商场，对购物场所的环境、服务态度、便利性要求较高；在农贸市场和菜市场购买主副食品的人越来越少。
另外，《2020深圳市互联网发展状况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深圳市网民规模达到1244万，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3.2%，也远高于上海，网购比例也在上海之上。
三、居住人口结构
一些居住在这些农贸市场周边的居民都知道，周围的邻居中有很多比例是这些市场内的商户，而其中很大比例是群租的状态，一户里4-5家人口都不罕见，这类居住结构就给管控带来巨大的困扰，传染率也比较高，而且因为病毒潜伏期不同，这一户里的几家人出现阳性的时间也不同步，客观上造成了阳性人群数量不断刷新，屡发不止。浦东上南、宝山张庙、中环某号这些区域，都是这种情况。这里，又不得不提到一个上海比较特殊的群体--二房东，他们手里掌握了上海一大批出租房源，却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因此形成了上海相对不合理的居住人口结构，成为疫情中最难管控的一环。
四、社区治理能力
上海最基层的社区管理机构，是居委会，管理人员的年龄一般都比较大，诺大的小区可能也就几个人在管理，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要依靠物业才能办成事（如加装电梯，停车位管理），在紧急情况下让居委会应对陡然增加的工作量，显然他们是力不从心的。
当然也有一些社区应对疫情比较从容，这与居委会管理者的能力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些优秀的管理者基本已在社区建立一套完善的社区自治管理体系，发挥了社区居民的积极性，所谓手中有兵，心中不慌，从防疫阶段就将各项管理举措落实到位，在疫情出现时，才会有比较好的表现，比如“优等生”长宁、徐汇的部分社区。但在整个上海范围来看，这样的管理者确实太少了，大多数社区居委会在居民心中的存在感相当低，不知道他们平时在做些什么，可以说与大都市社区管理应有的水平有相当程度的脱节，疫情下有一定拉跨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社区管理中物业公司也应该发挥较大的作用，但也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物业公司如果不能和居委形成良好的配合关系，应对疫情也是很吃力的。
好在，国家已经一锤定音“坚持清零”不动摇，相信在强大的动员之下，居民的全员配合下，此次疫情一定可以战胜！
在此衷心希望，疫情后，上海应重新思考如何进行社区管理，如何重塑在新冠长期威胁下的消费供应链、租房市场、医疗体系等一系列基础架构。
毕竟一次付出巨大代价的胜利，透支了太多基层的血与泪，如果还有下一次，我们能准备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