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19世纪60、70年代，近代中国有民族资本主义，但没有资本主义社会，有很短暂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但只是昙花一现。世界上，社会发展阶段不完整的有：日耳曼人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美国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进一步打开，封建经济解体加速，破产的手工业者，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自由劳动力。在农村，东南沿海封建小农生产模式开始转变，逐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原料供应者，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提供了市场和原料。为了利润和爱国心，中国一些官僚、地主、商人开始投资于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他们成为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早期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产生于最早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广州、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其中著名的企业有：广州南海陈启源的继昌隆缫丝厂、上海方举赞的发昌机器厂、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等。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后经历过以下发展阶段：1、19世纪90年代，受《马关条约》中“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的影响，加上清王朝为了增加税源，清朝放宽民间设厂的限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逐步壮大了资产阶级力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标志性事件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继而有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运动。2、1912---1919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经历过一个“短暂的春天”。这个期间，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这些措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民族共和”、“实业救国”是辛亥革命时两大思想潮流，这些思想潮流，吸引了很多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这时著名的爱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家有：张謇、周学熙、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等。其中张謇是清朝状元，他是江苏南通人，弃官办实业。张謇的选择，说明了先进的中国人观念的变化。学而优则仕不再是中国读书人的唯一出路。上海的荣氏兄弟是我国著名的“面粉大王”和“棉织大王”，荣家不仅企业做得好，而且家风好，十分爱国。新中国成立后，荣家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荣毅仁带头搞公私合营。到了改革开放时，国家没有外汇，邓小平又让荣毅仁组织公司给国家赚外汇，荣毅仁后来选为国家副主席。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列强卷土重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结束。这一个结局表明：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阻力。3、1919年---1927年，中国处于列强践踏和军阀割据混战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受到阻碍。4、1927年---1937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中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币制改革，实行法币政策。1936年，国民政府又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这两项措施加上相对统一的环境，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的发展。5、1937年---1949年，因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日益凋敝。6、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对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实行没收政策。人民军队解放到哪里，就直接把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没收，变成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什么是官僚资本主义？就是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有资产，官僚资本的代表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7、1953年---1956年，三大改造运动，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消失。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改造实行的是“赎买”政策，就是把民族资本主义的企业估价后，予以收购，折价算出股份，承认资本家占有原有企业价值的股份，资本家的私人企业变为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苏联建立社会主义时是没收资本主义的企业，中国共产党的“赎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举，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处理特殊情况的高度智慧。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变成劳动人民，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在中国历史上消失。当然，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广大民营企业家，其实性质和近代的民族资产阶级性质一样。回首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她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诞生于欧风美雨中，先天不足，后天畸形。所谓先天不足，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没能像西欧资本主义那样有过充分的资本原始积累。所谓后天畸形，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分布不均，主要是在沿海地区；轻工业比较发达，重工业不发达；工业不成体系；与中国封建经济比较力量薄弱，与外国资本主义比较力量薄弱。
正因为如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是不共戴天的死对头，封建阶级要的是专制，资产阶级要的是民主。封建经济是自给自足，资本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在近现代中国，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抢占中国的资源和市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困难重重。因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反抗侵略。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反帝反封建的特点。另一方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妥协性。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很多民族资产阶级直接来源于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比起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力量薄弱。这样的情形，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时不得不和封建势力妥协。比如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要借助光绪皇帝，比如孙中山要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在外国资本主义面前，由于中国技术设备落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又不得不依靠外国资本主义的技术设备，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外国资本主义有妥协性。正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这个特性，所以他们革命的态度和行动就不坚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宣布清朝和帝国主义签订的条约继续有效。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决定了他们是墙上的草，风朝哪面吹，就朝哪面倒，当革命高潮时，他们就革命；当革命低潮时，他们就反革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个特性，我觉得是所有半殖民半封建和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所共有。比如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印度国民大会党的领袖甘地，他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是革命加妥协。“不合作”就是革命，“非暴力”就是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