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正在重塑供应链，但该如何建造更强韧、更可持续而且更安全的新模式？脆弱的全球经济又能否经受得起转换模式所带来的高额成本？
15日，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冯慧兰在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强调了国际贸易规则的重要性，她称，世贸组织（WTO）或区域协议应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发挥作用。
在提及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时，冯慧兰称，应该有关于补贴的国际规则，对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因为安全问题使用例外清单做出规定。“地缘政治和安全上的考虑是存在的，但我们需要以一种建立信任并提供可预测性的方式来处理。否则，这可能会导致更高的成本。”冯慧兰说，最终为更高成本买单的，可能将是消费者，以及被全球价值链拒之门外的发展中国家。
”会看到更多区域价值链的发展“
拜耳集团管理委员会成员、处方药事业部全球总裁奥尔里希（Stefan Oelrich）称，拜耳的供应链中约有9万个供应商，供应链中发生着大约为900亿美元的货物采购。
“当然，我们必须在供应链中创造多样化，以便有一个备选计划，以防出现问题。但令我惊讶的是，即使是那些疫情期间需求量很大的药品，我们实际上也成功保持着我们的供应链运作。”奥尔里希说，我认为这证明了一个观点，以卫生行业为例，世界各地都有很强的相互依赖性，为这些商品创造供应，也许其他行业也可以从中学习。
普华永道全球主席罗浩智（Bob Moritz）表示，当企业想要实现供应链现代化，朝着现代的、更适用于未来需求的供应链方向发展，就必须明白如何更好地使用信息，以便更透明地在供应和需求端做出决定。他说，企业应该从三个方面下手改造供应链：第一，要考虑到支撑供应链方面的依赖性、集中度、多样性和风险；第二，要利用技术、数据、人工智能来提高预测能力，从而在消费者定价、体验和供应链方面做出快速反应；第三，每个利益相关方都应享有机会。
“从医药或医疗保健的领域来说，重要的不一定是生产，而应该是更多地分享必要的数据，以进行研究，推动发展。因此，我们的现代供应链必须专注于在全球基础上的信息共享。我们实际上可以更快地、更有效地、更高效地做到这一点，以达到最终的生产并与这9万个供应商进行接触。”罗浩智说。
冯慧兰也表示，企业必须适应性强、反应速度快并能够使用信息。“我认为企业回流或者近岸化也会发生，而且我认为，我们会看到更多区域价值链的发展。”冯慧兰表示，在国家层面，应有正确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同时推进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连通性。
”全球供应链源于经济发展的自然原因“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在论坛上表示，疫情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全球供应链，“但全球供应链的建立和持续并不源于任何政策决策者的支配，而是经济发展的自然原因。其好处是显然易见的，美国、中国和世界其他经济体在过去四十年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但同时，金立群说，全球化的经济也使得贫富差距扩大，这需要更好的社会政策来解决，而不是供应链或商业化的改变。“社会政策必须得到改善，以应对不利的一面。”他称。
金立群说，亚投行成立至今，成员数量已经从57个增至105个，同时亚投行也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银行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
“我们认为，如果不与世界其他地区保持密切的关系，亚洲就不能健康地发展下去。增强连通性意味着，我们希望缩短运输距离，提高运输效率，这对缓解气候变化是有好处的。”金立群称。
金立群举例说，当亚投行在拉丁美洲资助一个公路项目，这将有助于减少该大陆的运输成本，以及从拉丁美洲的港口到亚洲80个港口的运输成本。“因此，我们相信连通性对于经济效率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挑战非常重要。我们促进可再生能源，并帮助许多国家努力实现净零目标。”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