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不但税制不一样，收税的方式也不一样。
两汉魏晋时期，税负表现为租和赋，租就是地租，也就是人们说的土地税；赋主要是丁口税，也可以看成人头税，此外还有徭役和兵役。兵役好理解，就是服兵役呗，形成农民兵，比如壮夫；徭役，就是给官府提供免费劳动力，一年之中有一部分的时间，必须去参加徭役，特别是小老百姓。
到了南北朝和隋唐，形成了府兵制，啥是府兵制，简单来说，就是国家分你一块地，理论上足够你全家生活，一家之中出一人任府兵，就是马、武器、铠甲等装备自备，有战争时，必须服从国家征召，参加战事，直到一定年龄，比如三十五岁以后，传给下一代，接着从事府兵职业。
这时的税赋制度形成了租庸调制度，有田就有租，有人就有庸，有户就有调，其实还是土地税+人头税+兵役等。租庸调制度存在的前提是国家对于政权尤其是土地有着强有力的控制能力，能够抑制土地兼并，一旦土地兼并大规模发生，租庸调制度就被灭亡了，因为府兵存在的土地没有了，被兼并了。
天宝年间，形成了以田亩为标准征收的户税，但是这个制度也没存在多长时间，因为土地存在于大贵族大地主手中，政府没有实力征收。
到了晚唐，出台了两税法，变成了以富裕程度征税，其实这就是资产税，从国家层面，这是一次巨大的进步，避免了大户们将徭役转嫁给贫穷百姓，不但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且减轻了底层百姓的负担简化交税方式，解放了生产力。
如果两税法能被严格执行，当然很好，不过还是没逃过歪嘴和尚念经-把经念歪，官僚集团在执行层面再次走样，变成了对底层百姓的有一次盘剥：因为交税不能交实物，就强制低价收购实物。
两税法还有一个弊端，执行两税法，必然不会抑制土地兼并，那么必然不能保障武力——军事力量的水平，因为参加军队的个体不再是良家子，也就是按照现在划分的小地主和富农阶层，所谓的中产阶级。有恒产着有恒心，而且良家子才有钱有时间锤炼自己的技术——打仗杀人的能力。
中唐的府兵制名存实亡后，开始搞募兵制，结果募兵制玩脱——形成藩镇割据，武人不是拥有中层财富，而是拥有一切，直接代替国家的作用，以政权维持武力，以武力保障政权，所以晚唐和五代的武人武德那么充沛，可以动不动野战。
但是武人掌权有一大问题：武人大都不懂治国。又不相信文人，所以玩到五代后期，整个的经济和社会已经呈现整体崩溃的景象。
两税法呢，更适合手工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形成一大批中间阶层，所以承接五代的北宋，一是文人集团对于武人集团的仇视，另外一方面就是无法抑制兼并，为了保持稳定，只能搞臭武人，彻底搞臭，把社会地位降到底层，并且像猪一样圈养起来——禁军和厢军制度，这样自废武功，由此形成文贵武贱的社会价值导向，就可以保证国内的稳定了。
可是国家忘记了外面，宋朝形成了一个军费占财政收入绝大部分的军事沙雕帝国，并且武力值地下，武人社会地位地下，然后就被金国和元国分别突突了。
到 了明朝，朱元璋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民间施行两税法，军队独立出来，形成军户，执行类似租庸调的制度，不过后来被他的子孙和文人集团玩坏了，军户制变成了比大宋禁军还不如的废物制度，民间武力更是完全废了，都是在追求钱和权。
清朝的八旗，尤其是八旗的武力核心——大概只有一两万人，是封建王朝的中国历史上，算是武力下滑比较慢的武力集团，算是比较成功的一种武力制度，当然，不能跟近代化国家比较，战斗力不是一个层次上。八旗的武力保持的一定水准的原因——保持了一定的推陈出新，维持了一定的代际新陈代谢，所以才有了一定的战斗力保证，直到八里桥战役，这个核心才被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