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著名作家陈忠实今晨不幸病逝。我们在此刊发文汇报曾对他的专访，以重温他的艺术追求和他的人生态度。
关于陈忠实文学馆——“在我有点勉为其难”
文汇：陈忠实文学馆最近在西安东郊白鹿原开门迎客，这是继白鹿书院之后，又一个与你有关的文化项目，主题依然是白鹿原。这是6届茅盾文学奖27位获奖者中的第一家个人文学馆。有人质疑——27位获奖者中资历老作品多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偏偏是陈忠实占了“第一”？也有专家认为，“作品的多少与作家的成功度没有关系，有的人以一部长篇、一首诗就可以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有的人写了几十部作品，却依然会被人忘记，而陈忠实无疑属于前者。”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陈忠实：就我自身写作历程中所得到的对创作的理解，基本都是在生活中受到感动或刺激，才有了表现的欲望，努力把那些从未有过的感受充分展示出来。自然期望能赢得读者的呼应，那便是创作初始目的完成和满足。我似乎没有想到过某一部作品能否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这样太严峻的问题。我近年间注意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多位获奖者，在得到自己获奖的通知后，第一反应几乎如出一辙，均是自己感到意外，或者说出乎意料的荣幸。由此可以看出，他（她）们也未必坚信会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如果姑且把获诺奖看作是能留在文学史上的一个标志。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形态，一个人一个样儿，谁都比不得谁，谁也照搬不了谁。不仅是写作习惯和方式各有所从，更在于不同思想、不同气质、不同阅历、不同个性的作家，对相同的生活时段历史事件看取的角度不同，感受的至灼点不同，体验的结果也就各呈其色彩。至于哪一个人的哪一部作品能留给文学史一笔，我想都是创作者搭笔之初就注定的，未必是作家当初的既定目标和写作目的。
文学史上各种现象都有，有你说的两种情况，还有一种现象我作个补充，托翁的每一部长篇几乎都成为经典，嵌定在世界文学史上。
我的《白鹿原》，至今尚不敢奢望如你说的那样的后果，还需继续经受读者的审视，更有生活发展更为严峻的检测。
文汇报：白鹿书院以及陈忠实文学馆，主要进行哪些文学活动？
陈忠实：白鹿书院成立已有三个年头。最初是几位作家和文化人的动议，我的响应是畅快的。《白》书中写到朱先生的白鹿书院，其生活原型是牛兆濂老先生，在白鹿原北坡下的蓝田县地段开设的是芸阁书院，清末时为鼎盛期，曾有韩国留学生在膝下求学。在地理上的白鹿原西坡的二道原上，有一道狭窄的平台，近年间有几所民办大学选址于此，一下子使这座古原呈现出生机。其中办得最早也最具规模的一所是思源学院，特别看重文化氛围的营造，热情支持这个新的白鹿书院的创办，且在白鹿原二道原畔。成立那天，西安各界学人都来凑兴，可以看出对传统国学的一种普遍高涨的兴致。头年搞了一次学术讨论会，题旨是“影响中国人思维的传统观念”，应邀的全国各路学者各有见解，之后编辑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去年举办了“中国文人书法论坛”，并展览了全国各地的文人书法作品，论文亦拟出专著。今年拟定举办一次“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研讨会，正在筹备中。书院不是古代的教学场所，而是作为文学和文化交流的一个民间团体。
文学馆在我有点勉为其难。初有这个动议时我是拒绝过的，因为我自觉太肤浅，受不住这种文学馆的压力。同样，是这所大学文化建设的一项措施，在热情的说服下我应允了，至今仍然诚惶诚恐。
关于艺术追求——“至关重要的一项就是真实”
文汇报：我最近重读了你的《白鹿原》，同时也比照读了一些当代作家史诗性、家族史写作的长篇小说。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同样是描述自己没有亲历的时代，你的小说却一点也没有给人“隔”的感觉，很真实、很细腻，仿佛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讲述自己过去的故事。你是如何做到不“隔”的？
陈忠实：真实是我自写作以来从未偏离更未动摇过的艺术追求。在我的意识里愈来愈明晰的一点是，无论崇尚何种“主义”采取何种写作方法，艺术效果至关重要的一项就是真实。道理无需阐释，只有真实的效果才能建立读者的基本信任。我作为一个读者的阅读经验是，能够吸引我读下去的首要一条就是真实；读来产生不了真实感觉的文字，我只好推开读本。
我在追求真实的艺术效果的途径上几经坎坷，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是一个较为漫长的探求过程。及至到《白鹿原》创作，我领悟到对人物的刻画应由性格进入心理脉象的把握，即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人物的思想崇拜、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等等因素，架构成一个人独有的心理结构形态，决定着这个人在他生活的环境里的行为取向，是这个人物性格的内核，是这个人物区别于另一种人物的最本质的东西。这种独有的心理结构被冲击、被威胁乃至被颠覆时，巨大的痛苦就不可避免；及至达到新的平衡，这个人的性格就呈现出独特而新鲜的一面。我把它称为把握人物的“心理脉象”，关键是要把脉准确。我在《白》书中探试了一回，几乎没有做人物的肖像描写。
文汇报：“创作来源于生活”，这是一个老话题。也有作家表示，“生活无处不在”，因此，生活不应该成为创作的一个问题。你怎样看待生活和创作的关系？
陈忠实：“创作来源于生活”这话是对的，“生活无处不在”这话也对。前一句是一句老话，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自我喜欢上文学就知道的宗旨性的写作命题，出处大约是上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讲话》里提出的。一般理解，这里所强调的生活是指“工农兵”的生活。放到今天来讲，应是整个社会生活，包括已经逝去的历史和正在行进着的现实生活，重点在于要作家走出自己的家庭和书斋，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去体验去感受。这是无可置疑的事，不仅中国作家，世界上诸多名著的创作者也都得益于他们亲身经历的生活的丰富性。后一句大约是针对过去单指“深入工农兵”生活而言的。从字面到内涵，这话也无可指责，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各种场景和各个不同的角落，大到一个城市，小到一个二人组成的家庭。
在我理解，作家进入社会不同的场合和角落，体验和感受是绝然相异的。肖洛霍夫年轻时在顿河亲身参与了战争，写出史诗《静静的顿河》，后来参与了苏联乡村集体农庄化的过程，又写出了《被开垦的处女地》，老年又写出了深刻的生命体验的《一个人的遭遇》。我是属于那种关注社会生活进程、也敏感其进程中异变的作家，并赖以进行写作。我不轻看、更不排斥那些在较小的生活范围里体验着的作家，相信会有独到体验的作品产生。
无论面对历史或现实生活，无论进入纷繁的社会生活或游走于小小的家园世界，至关重要的是作家体验到了什么，深与浅的质量，才是影响与读者交流的关键。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文汇报：你说过，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是表述形式的完美程度。你认为的“表述形式的完美”是怎样的一个标准？
陈忠实：关于“表述形式”，主要是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文字。我力求把人物一步一趋的心理脉象，首先能准确地展示出来。第一是准确，第二还是准确。先有把握的准确很重要，而后来文字表述的准确才算实现。文字色彩的选择和夸张尺码的分寸，都以准确来推敲、来确定。
还有文字的叙述或描写的选择。我的小说写作过程，是由白描语言过渡到叙述语言的。《白》是一种自觉追求的叙述。尽管是我在叙述，却是我进入每一个人物的叙述。作家自己的叙述和进入人物的叙述，艺术效果是大相径庭的。我写作的直接体会是，真正进入了人物的叙述，是容不得作家任何一句随意性的废话的，人物拒绝和排斥作家文字的任性，包括罗嗦。
另外，形象化的叙述语言不仅有味儿，且节俭篇幅。
关于创作力——“千万不要因为急于出手仓促成篇”
文汇：你说过，在创作活动中，慢工能出好活儿，也会出平庸活儿；快工出粗活儿，也出过不少绝活儿，这在中外文学史上不乏先例。
《白鹿原》这部长篇从1986年起开始构思和准备史料，自1988年4月动笔，到1992年3月定稿，历经四年写作修改才告完成，可谓慢工出绝活儿。我同时注意到，在完成《白鹿原》之后的十余年时间里，你主要进行的是短篇小说和散文的写作，你觉得是在出慢工，还是在出快工？你会给期待的读者怎样的好活儿、绝活儿？毕竟，在出了《白鹿原》这样的皇皇大作品之后，短篇小说和散文很容易被湮没和遗忘。
陈忠实：写作速度的快或慢，不是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关键是作家在这部作品里所要展示的体验的成色和质量。打个不大恰切的比方，一只怀着软蛋乃至空怀的母鸡，在窝里卧多久都没有意义。我只是认定一点，如果确凿预感到自己怀着一颗有质量有成色的大蛋好蛋，千万不要因为急于出手仓促成篇，使已经体验到的独有的成色得不到充分而完美的表述，这种遗憾甚至带有悲剧色彩。因为某些独立独特的生命体验，往往对一个作家是不会重复发生的。
我后来陷入散文写作的浓厚兴趣之中，间以短篇小说。我以兴致和感受写作，甚至不去想能否留下来和被湮没的事。我在2001年写的五六千字的短篇小说《日子》，前不久还有读者写信给我，说他读到最后忍不住流泪。作为作者，我不仅欣慰，而且感动。
文汇：在创作《白鹿原》之前，你发誓要写成一部将来可以放在棺材里做枕头的书。《白鹿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不算译文版和无数的盗版书，正规发行的就有一百余万册，除了获得茅盾文学奖外，还作为建国以来唯一的长篇小说，被教育部列入大学生必读文学书目。你现在如何看待自己的这部作品？
陈忠实：我说要为自己写一本垫棺作枕的书，完全是指向自己的。即为着自少年时期就倾向写作且一生都难以舍弃的那种神圣的文学梦，为自己写一本在告别这个世界时可以告慰的书。我在即将写完这部小说时，很自然地发生一种自我估计：如能面世，肯定会有一定反响。然而后来在文学界和读者中骤然引起的强烈反响，却是做梦也不曾料想到的。我借此机会向评论界的朋友致意。更多的年轻的评论家关注着这部小说，近年间对这部小说的评论散发在我难以看到的诸多的大学学报上，一位热心的朋友搜集来2005年和2006年的评论文章，竟有百五十篇。人文社近十年来每年都以3万-5万册持续印刷，可以想到读者的兴趣，这是最令我踏实的安慰。
我曾在该书面世后说过，我把对这个民族发展到上世纪前五十年的感知和体验以小说展示出来，能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认可，那是我作为一个把文学视为神圣的作家最好的劳动回报。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文汇：《白鹿原》是否有续集或者姊妹篇？你觉得还会写出超越《白鹿原》的作品吗？
陈忠实：《白鹿原》没有续集，这是在写作之初就确定了的，即按一部独立完整的小说构思的。
我到现在还没有成熟的长篇小说写作计划。我的写作习惯往往是受一种感动而被催发，无论中篇、短篇、长篇小说，抑或一篇散文，把自己的感动和体验，找到一种恰当的形式表述出来，就有一种很难代替的快乐。
我不会跟自己较劲。这也是出于我对创作这种劳动的个人化理解。辟如爬山，每一座山都有各自的奇景和妙境，都值得探寻。我爬过华山，丝毫不影响我去黄山观光的兴致，甚至在一望无际的科尔沁草原，别有陶醉。我的写作大致可以作此类比。
关于《白鹿原》的改编——“惊喜和担心同时发生了”
文汇：北京人艺推出的话剧《白鹿原》在北京演出时，据说几乎场场爆满。濮存昕、郭达、宋丹丹等演员用陕西方言进行对白，依据原生态的地方戏曲、窑洞、黄土高坡营造出来的一幅极为生动的陕西农村风俗画卷，强烈地吸引着观众。《白鹿原》到西安演出，也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情况。据说你对这部话剧也是情有独钟，你是如何评价话剧《白鹿原》的？
陈忠实：从林兆华导演给我打第一个电话、告知我他要把《白》搬上北京人艺舞台的那一刻起，惊喜和担心就同时发生了。惊喜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一部小说的作者，总是乐意看到作品以别一种艺术形式和读者进行更广泛的交流。况且是在北京人艺这样的舞台上，还有久慕其大名的林兆华导演。担心的是：这部作品时间跨度长，似乎还不是主要麻烦，最难处理的是人物太多，事件太多，话剧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很严格，舞台将如何处理或者说取舍？此前几年西安一位剧作家改编秦腔剧时，我当面直言不讳地替他操过这份心，他却一副成竹在胸的态度。这回尽管已有了前次的经验，我还是忍不住流露过。林导更是早有这方面的考虑，邀约很有话剧创作成就的编剧孟冰改编剧本。我便以一种期待心理等待舞台上的白嘉轩们以怎样的姿态向我走来。
这场话剧的首演我看了，最令我欣慰而又感动的是把小说的全貌演绎展现出来了，既没有舍弃任何一个稍微重要的人物，也没有删除任何一个重大的情节，这是高度浓缩了的一场话剧。濮存昕的表演可以用神似来概括，尽管他的陕西关中方言说得还不大准确，尽管他的鼻子比我笔下的白嘉轩的鼻子略低了一点，然而他的气质气性和气韵，托出来一个具体的活的白嘉轩。恕我不一一对人物作出观感，我此前在一篇专文里已经说过了。总体来说，这部话剧把那个时代北方乡村的历史脉动准确地展现出来，自然是以不同精神和心理裂变的人物来体现的。
文汇：每一次改编，都使《白鹿原》这部1993年出版、1998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成为一次“热门话题”。《白鹿原》改编为秦腔、话剧获得欢迎后，大家对电影《白鹿原》又充满了期待，也期待了很久。屡屡有报道说即将开机，又屡屡不见动静。此前又有报道说，随着上影集团的加盟，电影《白鹿原》的投资高达5000万元，属于艺术片中的大投资，预计今年四五月份开机，2008年正式上映，不知消息是否属实？
陈忠实：我所能知道的，往往是从报纸上记者的报道中获得的，无非如你上述这些纷纷纭纭的消息。厂方有自己的安排和处理方案，我不便多问。我把改编权交给电影制作方，自然是相信他们会尽力做好。再说，电影是另外一种艺术形式，于我已是外行，不便过多问询乃至叨扰。
文汇：因为著名编剧芦苇的鼎力推荐，王全安一度成了电影《白鹿原》的筹拍导演，他还用了近两年的时间进行前期筹备。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明确表示和电影《白鹿原》没太大关系了。他表示《白鹿原》的搁浅，最大的问题是想法上出现了争议，他不能忍受的是《白鹿原》会被毁坏，而不是巧妙地推广。
他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但电影《白鹿原》凝聚了太多人的诉求点，也寄托了太多人的希望，做起来很难。你是原著者，你有怎样的期待？
陈忠实：我对影视艺术是个门外汉，略知一点常识，对于任何一部引起普遍关爱的小说的改编，不同的编剧和不同的导演，会有不同的甚至差异很大的理解，自然也就会偏重各自以为需要强化、需要突出表现的那个要害之处，同时就会找到各自以为最恰当的切入角度。然而，最终呈现出来的却只能是一种形态，我和观众只能就这个得以实现的创作意图去谈观感。另一个或几个不能实现的意图和构想，是无以参照的。这其实也跟文学创作相类似，面对同一个题材，不同的作家会写出完全不同的小说，报告文学尤其具有可比性。
王全安的见解我也在报纸上看到了。他对电影《白》的设想和关爱令我感动。《白》的导演由厂方和投资公司选定，我和你一样期待着。
我作为《白》书作者，期望编导和演员既体现原作人物的思想和精神特质，又不囚于文字的桎梏，以电影无可替及的艺术优势，创造出几个独具思想内涵又有鲜活个性魅力的人物形象来，让观众喜欢观赏，且不在看后失望。我同样替编剧和导演犯难，电影和话剧一样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压迫，突出哪个舍弃哪个，连我自己都把握不住了。祝愿他们成功。
文汇：《白鹿原》改编的秦腔、话剧，甚至陶塑、连环画都出来了，电影也将要出来。你说过其实最适宜改编的还是电视剧，与北广集团签了改编意向后，现在有什么进展？
陈忠实：就我的感觉而言，电视连续剧可能是最适宜《白》的改编的。主要优越之处在于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充分地完整地展现每一个人物的心理裂变和生命轨迹。然而，至今仍然不能启动。十余年来，不下十家制作公司和我说过电视改编的事，终无结果，包括北广集团，现在仍无进展。
倒是有一个确凿的消息，舞剧《白》已定于六月在北京首演。首都师范大学筹划了3年，编剧和导演几经修改打磨，主要演员选了两三个获过金奖的舞坛新秀，已到白鹿原体验过生活。我在去年冬天看过排练中的几个片断，颇令我意料不及，顿然意识到舞剧倒是挣脱小说文字囚禁的一种堪称自由的艺术表述形式。
我常常接到许多熟悉朋友和陌生读者的电话，询问电影、电视剧的进程，甚至热心地推荐某个人物扮演者的最佳人选……借贵报一角，表示真诚的感谢了。
关于自传或传记——“我都辞谢而未做”
文汇：都说生活中你有三个“情人”：足球、雪茄、酒。现在，“她们”是多了还是少了？
陈忠实：我还在看足球。主要看周末中央5套和陕西7套的欧洲几个国家的赛事，尤其喜欢英超。20多年来，我看着一茬一茬世界足球名星退出绿茵场，又接续着新一茬的足球奇才，颇多人生感慨。我现在基本不看国内俱乐部联赛，不全是水平高低的因由，而是让我有一种说不清的排斥感。我和陕西球迷诚心拥戴的球队，最后却在一种令人隐约感到肮脏的灰雾里消解了，我就不想再进那个曾经挥舞过手臂也狂叫过的球场。我依旧关注中国男女三个级别的国家队的发展，尽管几十年长进不大，仍然寄望奇迹发生。
雪茄照抽依故。最早抽四川生产的“工字牌”，后改抽陕西汉中生产的“巴山雪茄”，有十余年，直到前年这家烟厂转产，又选择了黄山生产的“王冠牌”，较合口味。人们有种种传说，其实在我更清楚不过。在公社（即乡镇）工作的十余年里，接触的人主要是乡村干部和农民，他们都抽用烟袋锅装的旱烟，多为自己种植，即使在集市上买来也很便宜。我因工资不足40元，难以抽即使最廉价的烟卷，便自备一把旱烟锅儿和烟包，和农民一样抽起旱烟了。旱烟不仅比烟卷劲儿大，甚至比古巴雪茄更猛烈，我的烟瘾就可想而知了。进城以后，烟锅有诸多不便之处，尤其是无处磕烟灰，我便改抽雪茄了，绝非“风度”之类。
原先喝白酒，且只喝陕西生产的“西凤”。喝到上世纪末，胃有些不适，就改喝啤酒了。每天一瓶，自斟自饮，感觉绝佳。
文汇：你是否会为自己出一部自传或者传记？
陈忠实：《白》书出版十余年来，有多家出版社约我写自传，或让我口述，由人代笔写成纪实传记，我都辞谢而未做。这类自传写作的基本一条是真实，然而要达到真实有诸多障碍。既然如此，不如不说不写。我对某些自我评功摆好以至自吹的自传，阅读的感觉是无言，警示我别做这类蠢活儿。
文汇：回眸过去的创作，你觉得自己最成功的是什么?有什么遗憾？
陈忠实：令我回头想来比较欣慰的事，是在人生的几个重要关头，依据自己的实际作出了相应的选择。一是新时期伊始，我看到了文艺复兴的希望，要求从公社(乡镇)调到时间较为宽余的文化馆。我那时的感觉是，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来干的时代终于到来了。之后曾有行政上提拔的机遇，我坚决地回避掉了，整个心思和兴趣都投向写作的探索。另一次重要选择，发生在成为专业作家的同时，我决定回归老家，读我想读的书，回嚼我二十年乡村工作的生活积累，写我探索的中、短篇小说，避免了因文坛是是非非而可能浪费时间和心力。我在祖居的乡村住了10年。
如果要说遗憾，我应该一直坚守在原下已修葺得齐整的屋院里，尽管生活有诸多不便，毕竟那里要清纯得多，易于进入创作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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