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忘记了过去
父亲出于一番好意，给两个儿子留了房子。当陈小蒙，陈冰郎加入了流氓集团，那两间房子却为他们犯罪提供了场所！
二楼是留给陈冰郎的。陈冰郎在1982年6月才结婚。结婚之前，那房间空着。
四楼留给陈小蒙。当时，陈小蒙还在华东师范大学上学，住在学生宿舍。他的妻子不愿单身住在四楼，就搬到康平路，跟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于是，四楼也空着。
这个地方，父母不来，单位不知，邻居不管，成了陈氏兄弟犯罪的防空洞！
为了诱骗女青年，陈氏兄弟把二楼作为舞场，举办了一次又一次家庭舞会。在舞会上看中了猎物，就以种种借口骗上四楼，在那里进行犯罪活动。本文开头提及的那个女青年，就是上当受骗者之一。
陈小蒙在供词中，交代了他的犯罪经过：“本来我对跳舞不感兴趣。事隔半年，我喜欢跳舞了，因为通过跳舞这种形式，可以达到奸污女青年，满足自己淫欲的目的。我知道自己舞步走得不好，对于使女性产生好感是一个缺陷，但我就用其他方面的优点来补充，如善于谈吐，利用大学生、当过电视导演等身份，炫耀自己，笼络感情。我的相貌并不好看，但因为我是高干子弟，父母有一定职权，有些女青年便同我接近，并有求于我。我就趁机将她们奸污，认为这是相互满足，各取所需，你求我，我搞你，公平交易。以为这就是过上了现代人的生活。每当我奸污了一个女青年，我觉得又多了一个，像取得了一个胜利，常常带着欣赏的眼光加以回味。
在单位、在家里，我是一个工作积极、正派的正人君子，他们绝不会想到我会干这种犯罪的事。我就这样，渐渐变成了一个两面人，伪君子······”
他忘了，他忘了父亲受迫害时在这里口吐鲜血；
他忘了，他忘了母亲在这里戴着高帽挂着黑牌；
他忘了，他忘了奶奶死去时这里的悲泣声；
他忘了，他忘了无辜的樱桃在这里死于谁手；
他忘了，他忘了他们家当年怎么会从康平路被赶到这里；
他忘了，他忘了他和妻子的婚礼是在这里举行；
他忘了，他忘了在困难中曾向他们伸出支援之手的邻居，对他们不理不睬·. ·. . .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他把在这所房子里发生过的令人深省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喧嚣的舞曲声，得意的淫笑声，代替了过去的悲叹声，暗泣声。他成了当代的登徒子，成了流氓集团的主犯。
本来，他有饱经风霜的高干父母，有幸福美满的小家庭，有大学文化水平，又有一定的写作才能，他完全可以成为祖国的有用之才。
然而，他自己毁灭了自己。他放浪形骸，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如果说，他的高干家庭跟他的堕落有什么联系的话，那就是他的那种高干子弟的优越感，如他的供词所述：
“我犯罪起步晚，但进展快。我为什么敢这样？这与我头脑中的优越感有关，总觉得公安局不会来抓我的。公安局总要照顾我父母的面子。平民百姓和我们打官司总归打不赢，公安局不会相信这些人的话·······”
父与子都来到人生的终点
父亲的病，日渐加重。在重新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一年多后，病体不支，使得他不得不离开这一负荷甚重的工作岗位。
工作是生命之盐。失去工作，生命变得淡而无味。他又挑起了新的工作担子：中共上海市委思想工作小组副组长、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党史学会会长、上海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组长。
他的晚年，诚如曹操《步出夏门行》一诗所写：“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也就在这个时候，陈小蒙大学毕业，原本分配在上海徐汇区教育局，后来终于到《民主与法制》杂志社当记者。他的“记者梦”终于如愿以偿。
照理，在《民主与法制》这样的杂志社工作，陈小蒙成天价跟法律打交道，也不再是“法盲”，理应知法、守法，在犯罪的道路上止步。
但是，他像吸了鸦片一样，已经成瘾、成癖，积重难返，成为一个知法犯法者，性质比那些“文盲加法盲”的流氓更为严重－他是受过高等教育而又肩负宣传法制的人！
1982年6月陈冰郎结婚。不久，陈小蒙大学毕业，他的妻子也搬到那幢楼来住。这时，这个流氓集团才不再把那幢楼作为犯罪场所，转到陈丹广、康也非家作案。
1984年7月12日，陈小蒙的父亲因病去烟台疗养，陈小蒙的母亲陪同前往。不料，在那里病情转危，急送烟台医院抢救，直到8月中旬才脱离险情，送回上海。
就在父母去烟台那一个多月里，陈小蒙、陈冰郎以为天赐良机，占领了父母在康平路的住所，招徕女青年，竟在那里淫乱！
那是什么地方？那是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人居住的地方。仅隔一层楼板，他父母家楼下住的便是上海人民检察院院长！陈氏兄弟居然把他父母的家作为犯罪场所，真是玷污了康平路的名声；真是胆大妄为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
父母在病危，儿子在寻欢。诚如陈小蒙在自供状中所述：“我失去了一个人所应有的最起码的、最可贵的东西道德和良心。”一旦道德败坏、良心死灭，那就灭绝人性，沦为禽兽。如同郭沫若所说：“一个人最伤心的事情无过于良心的死灭。”
陈小蒙的父亲从烟台回来后，马上送往上海华东医院救治。他的肺癌已入晚期。上海胸科医院院长吴善芳亲自主持会诊，18个专家之中17个反对开刀－因为他已奄奄一息，经不起手术的折腾了。可他却还在有气无力地说：“给我开刀吧。我不是为了活，我要工作！”
病情转危。医生切开了他的气管输氧，他的嘴巴在动，却再也说不出声音来。
9月4日早晨，这位历尽劫波的革命老人离开了人世，终年70岁。
张爱萍同志闻讯，写下饱含深情的悼诗：
常忆当年同战场，
文思横溢士气扬。
凶邪压顶志犹壮，
革命一生永流芳。
老人至死不知两个儿子的劣行。不然，疾恶如仇的他，连肺都会被气炸！
就在老人死后的一个月----1984年10月，上海卢湾区公安分局收到那位在押犯的15个字的检举信。
11月16日上午，哀乐低回，陈小蒙臂佩黑纱，站在父亲的遗体前。花圈堆积如山。上海市委书记主持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悼词热情赞扬陈小蒙的父亲“虽然长期身处逆境，恶疾缠身，但始终坚持不屈”，“1981年重新工作以来，不顾癌病在身，不知疲倦地、忘我的超负荷地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父亲以革命者的坚定步伐，走到人生的终点。就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半个月----11月30日，两个儿子双双拖着沉重的步伐，被押进了公安局。
从1981年到1984年，是父亲为革命作最后拼搏、冲刺的4年，也是他的两个不肖之子从开始犯罪到锒铛入狱的4年。
然而，子不肖，也未心是“父之过”。如同《红楼梦》中那首《好了歌》所言；“训有方，保不定日后做强梁！”
父是父，子是子。在人生的海洋中，父与子都是独立的风帆。陈小蒙被捕时37岁，而他父亲这年纪已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已是我军的军级干部了！
摘自《名人沉浮录》叶永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