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束景南
王阳明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人物。500年来，对王阳明及其学说的研究延绵不绝。研究王阳明的时候，我常常提醒自己：一切凭材料说话，一切据事实立论。要求真、求实、求是，重新认识王阳明其人其事其思想。
最早接触王阳明学说，始于上世纪60年代。我在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意外在旧书摊上购得一部《阳明全书》，这部书伴随我度过后来10年的乡村教师生涯。1978年，我进入复旦大学学习古代文学，读到《柳如是别传》，陈寅恪这部80万字传记，实际上就是通过小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反映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当时，我就暗下决心要给王阳明立传。研究王阳明，必须先研究程朱理学。我研究生毕业后，就先着手研究朱子学，写出《朱子大传》《朱熹年谱》等著作后，水到渠成地转入对王阳明的研究。
给王阳明写思想传记，需直面三个挑战：一是有关王阳明的资料很少；二是这些资料中还有很多错误；三是不少有关王阳明的传统说法存在错谬。要避免重复前人谬误，一定要大量挖掘新资料，要不惮繁难、全面查找，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这一查找、开拓资料的过程整整花了10年。我先是写出《阳明佚文辑考编年》《王阳明年谱长编》，然后才动笔写《阳明大传》。
写《阳明大传》，最难写的是他的早年经历。王阳明30岁之前，几乎没有留下一手资料。我唯有从开拓原始资料入手，从明代一直查到当代。那段时间，我基本每天都在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室里手抄誊写各种文献资料，晚上回家再进行梳理、考证。除明人的别集、总集、史志外，书法绘画著作题跋中也可找到不少王阳明逸诗、逸文或相关证据。穷年累月地查找、考证资料，是做学问必不可少的笨功夫。
笨功夫还需成为硬招式，一个前提就是做到文史哲融会贯通，具备坚实的理论思辨能力与历史叙事能力。只有这样，才能驾驭海量材料，游心其中、超越其外，进而侦破疑案、破解误说。我充分利用21世纪以来王阳明的逸诗、逸文与相关资料等大量新发现，提升理论思辨能力与历史叙事能力，对王阳明生平行事与经历作了大量新考订，纠正历来的误说、错案，对阳明心学思想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作了全新探讨。
在写作方法与文字呈现上，思想传记类著作应该是一把灵魂的解剖刀，要剖析复杂的灵魂、复杂的个性、复杂的心态、复杂的思想，远离主观推演与诠释，避免把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抽象为空洞的符号。这需要具备宏大开阔的文化视野与坚实的历史叙事能力。为弥补不足、拓展思路，我重读《柳如是别传》《静静的顿河》《约翰·克利斯朵夫》，选读大家写的各类思想传记，学习前人塑造灵魂与形象的历史叙事能力，这帮助我跳出空泛叙事、真伪莫辨的纪传体写作模式，尽力写出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王阳明。
阳明心学思想发展上的“心悟”，历来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其实，所谓心悟并不玄虚神秘。它是人经过长期思考后，刹那间生发领悟到的新认识、新感知，是新认识对旧认识、新感知对旧感知的超越。这是人在认识过程中常常发生的认知飞跃现象，千万不要让外在的神秘形式遮蔽具体的理性内蕴。举个例子，阳明心学讲的“心”指什么？其实，王阳明对“心”有明确的解说：“心”就是“真我”“真吾”。用现代哲学话语来说，就是指人的“精神世界”“自我意识”。
应该看到，王阳明的心学超越传统思维模式，是讲精神与物质合一、思维与存在合一、主体与客体合一的本体工夫论哲学体系，突破传统的观念论（唯心论）视域，转向更本真的存在论思考。所以王阳明的心学哲学体系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贯穿“知行合一”的实践方法论。一方面，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言行一致，说了要做，知了要行，知行要统一；另一方面，强调行完善知，实践提升认知，实践出真知，真行出真知。王阳明学说的这些有益成分在今天仍有积极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汲取。（束景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