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赞扬他是“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朱自清说他的“叙事诗堪称中国独步”，毛主席读了他的《杜甫传》，紧握他的手说：“你为中国人民做了件好事”。他就是冯至。1993年，身患癌症的冯至就要走到人生的尽头，他所在单位中国社科院汝信副院长来看望他时，他说：“汝信同志啊，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可惜做不成了。” “以前想描写‘死’，写不出来，这次真正体会到了死的滋味，可惜我不能写了”。汝信后来忆及此事，动情地说:“冯至先生直至生命最后，仍没有忘记文学，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纯粹的诗人”。

年少为自己更名

冯至原名冯承植，字君培，1905年生于河北省涿县（现河北省涿州市）。他的祖上原本在天津，是当时清朝第一富有职业-盐商，后因犯事被朝廷查抄遂搬到涿州，从此家道中落，到冯至出生时，家族已经濒临破产。他认为“盐商”这个出身很不光荣，因为盐商代表“浊富”，在中学时期，冯至极度厌恶这个没落大家庭庸俗的习气，不愿意承受他们的培植，后受到《庄子·逍遥游》“至人无己”的启发，意思是道德最高尚的人心中是没有自己的，于是他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冯至，后来直接成了正名。事实上，冯至确实做到无己，他后来在抗战时期改写杂文，以及感受国难而写《杜甫传》都是他无己的表现。

又苦又甜的西南联大生活

1939年，冯至携妻女绕道河内来到昆明的西南联大外语系任德语教授。

初到昆明时，冯至先后得了回归热、恶性疟疾、斑疹伤寒、背上疽痈几种病；女儿也是大病小病不断，女儿7岁时还被大兵打破了头，差一点就要了命。他的女儿回忆说:“这些病痛还只是头几年的事，而贫穷则贯穿了整个昆明时期。父母把他们从国外带回来的留声机、照相机连同结婚礼物都一件件地卖掉，只剩下书，“家贫尽售旧时物，时困犹存劫后书”。最让我伤心的是，鲍尔从德国带给我的一只可爱的大象，会点头迈步的，也被送进了旧货店。这件稀罕的洋货很争气，换来了足够全家吃一个月的大米，这对我多少是个安慰”。

冯至在他的散文《昆明往事》中写到: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在昆明的七年，经历流亡和国难，冯至的思想得到升华，精神得到充实，他的“无己”的精神也是在这里得到真正的体现。联大师生活跃的思想，浓厚的学术气氛，蓬勃发展的民主运动让他心情舒畅，在那样的环境里他认真教书，努力研究。杜甫的诗，让他产生了深深的共鸣“抗战以来，无人不直接或间接地尝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带来的痛苦，这时再打开杜诗来读，因为亲身的体验，自然更能深一层地认识，杜诗里的字字都是真实，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像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他后来回忆说:“我个人在青年时期，并不了解杜甫，和他很疏远，后来在抗日战争流亡的岁月里才渐渐与他接近，那时我写过一首绝句：‘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句句真。不识诗中尽血泪，十年佯作太平人。从此杜甫便成为我最爱戴的诗人之一，从他那里我吸取了许多精神上的营养”。

有了良好精神环境的滋养，冯至在这一时期也是精力十分旺盛，生活上的艰苦不仅没有阻碍他的创作，反而大大激励了他的创作。1940年，他们的家在日军的轰炸中被摧毁，不得不搬到昆明东郊杨家山上的一个林场里，他们在两间茅屋里住了一年多。冯至后来回忆说:“那里的一口清泉，那里的松林，那里的林中小路，都在我的生命里留下深刻的印记。我在40年代初期写的诗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里的个别篇章，以及历史故事《伍子胥》都或多或少地与林场的生活有关。换句话说，若是没有那一段生活，这三部作品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甚至有一部分写不出来。”

愤而转写杂文，发出呐喊声

眼看着成群的士兵不死于战场，而死于长官的贪污；努力工作者日日与疾病和饥饿战斗，而荒淫无耻者却好像支配着一切。冯至开始写一些关于眼前种种现实的杂文，如《认真》、《空洞的话》、《自慰》、《问与答》、《传统与“颓废的宫殿”》、《界限》等。他在《空洞的话》中写道:有些法西斯的演说家之所以令人作呕，就因为他们类乎市场上卖野药的叫卖者，专门说夸大的谎话。反过来说，有些实事求是的政治家，既不回避他们的失败，也不夸大他们的胜利，因之取信于群众，他们的风度的确很朴实可爱。他们一步步实实在在地做，实实在在地说，体现出他们是实实在在的人物。

可以说这个时候的冯至思想已经非常成熟了，虽然他当时没有学过马列主义，不了解共产党，可是在他心里已经认可了共产党，他的“无己”思想在共产党那里得到共鸣，他憎恨黑暗，憎恨白色恐怖。

写诗悼念“一二一惨案”四烈士

1945年12月1日，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人分别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和教师，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炸死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青年教师于再等4人，重伤29人，轻伤30多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昆明惨案。冯至在悲愤中写下这首《招魂-谨呈于死难同学灵前》:

“死者，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里。

“死者，你们怎么走不出来？”

我们在这里，

你们不要悲哀，

我们在这里，

你们抬起头来——

哪一个爱正义者的心上没有我们？

哪一个爱自由者的脑里忘却我们？

哪一个爱光明者的眼前看不见我们？

你们不要呼唤我们回来，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你们，

咱们合在一起呼唤吧——

“正义，快快地回来！

自由，快快地回来！

光明，快快地回来！”

后来这首诗刻在昆明“一二一惨案”烈士墓碑上。

坚定追随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回迁北京，在重庆等待回北京的时候，传来了骇人听闻的消息，李公朴和闻一多在昆明被特务暗杀了。冯至怀着极大的激愤，他接受记者采访，痛斥国民党的罪恶行径，他与大量进步人士一起组织签名抗议，愤怒声讨特务的暴行。

1946年，冯至写下《决断》:一个青年朋友，认真而诚挚，没有幻梦，他知道他所处的现实社会是怎样腐朽而陈腐，但他的净洁的目光好像望着一个更深一层的真实，让那些陈腐不和他发生纠葛，多少琐碎而卑污的事对于他也就无能为力了。

我想这个时候的冯至已经做了决断，当北平解放，北大校长胡适仓惶逃离的时候，他和更多的有识之士坚定的留了下来。

1951年6月，冯至完成了《杜甫传》的写作，毛主席称赞这部传记乃是“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1956年6月冯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冯至始终竭尽所能，尽心尽力，为新中国文化事业添砖加瓦。一方面，他以杜甫研究为切入点，编选了《杜甫诗选》，出版了文艺论文集《诗与遗产》。另一方面，他持续推进德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主持翻译《布莱希特选集》，编写、翻译、出版了《德国文学简史》《海涅诗选》《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以及专著《论歌德》。由于对中德文化交流的杰出贡献，他先后于1985年、1987年被授予“格林兄弟文学奖”和“大十字勋章”。其中“大十字勋章”是德国的最高荣誉。1993年2月22日，冯至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