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金陵的娼妓业最早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的亲自督办下建立的,正德年间,明武宗朱厚照的南巡、文人商贾推动品花评妓,进而秦淮妓业勃兴,一时南都名妓云集,至万历而极盛。直至明清鼎革,社会的动荡之下,秦淮风月渐趋衰落。
一部秦淮风月史,半部明朝沉浮录——秦淮艳史正是在皇帝、文人和伎女深入互动下呈现的。
提起金陵 、秦淮,人们头脑中总是能浮现出“风月”二字。
“游船、女闾之志,儒者弗取。然自打浆迎桃,留湾贮玉,于载以米,秦淮与此二者 ,已成不可离之局”。——夏仁虎.《秦淮志》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明代的秦淮河是最为动人的,那里名伶歌妓云集,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女性文化群体。
秦淮风月也成为一种文化代名词,在一批堪称文坛领袖、学术泰斗的士人的培植下,秦淮名妓成为数百年来大浪淘沙淘出的另类文化精品:
承载了历史与风月、正气与耻辱、文士与妓女混杂的文化一脉。
而作为这一特殊文化依托的明代秦淮风月,则经历了兴起、发展、繁荣与衰落等一系列的历史嬗变。
001 秦淮风月的初现:明太祖朱元璋的另类文化追求
1368年,40岁的放牛娃朱元璋当了皇帝,建都于应天府(今南京,也称金陵),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或许是因年少家贫时对风花雪月的渴望的延续;或许是为弥补连年征战的财务亏空;也或许是为展现自己与众不同的文化追求……
坐上皇位的第二年,朱元璋迫不及待地建起了明朝第一个官方经营的高级娱乐会所——富乐院。
“太祖立富乐院千乾道桥”,后富乐院失火被毁,“复移武定桥等处。太祖又为各处将官妓饮生事,尽起赴京人院”。——刘辰.《国初事迹》
当然,按照他的说法,是为了给给跟随他打天下的兄弟们,一个休闲的去处,不过,他的兄弟们是花钱去消费的……
事实上,随着明朝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外交流和人才需求都逐渐增加,特别是明朝初期郑和下西洋,随之而来的是各国来中国的使者“相望于道”,络绎不绝(自洪武二年至正统十四年,80年中694次之多),京城(金陵)的酒店业需求也越来越大。
同时,基于人才的需求,为体现皇帝对臣僚士子的关心与重视,朱元璋很好的继承了唐代以来笼络人心的传统招式:赐宴题诗和歌妓侍奉。
这种文化传统既能体现新皇帝对朝臣士子的恩宠与礼遇,又可以满足臣僚士子对荣誉、赏识的期望。
于是,洪武二十七年 (1394 ) 朱元璋下令修建了赫赫有名的“金陵十六楼”,以供使者、士人、官员作为娱乐消遣场所。
谢肇湖《五杂俎》载:”太祖于金陵建十六楼,以处官伎……盖当时缙绅通得用官伎……亦足见生平欢乐之象。 "
注:金陵十六楼,即明初南京14处官伎住的楼与南市、北市两楼的合称,位于南京城内外的交通要道上,包括:清江楼、鹤鸣楼、醉仙楼、集贤楼、乐民楼、南市楼、北市楼、轻烟楼、翠柳楼、梅妍楼、澹粉楼、讴歌楼、鼓腹楼、来宾楼、重译楼、叫佛楼。其中来宾、重译二楼是专门招待明代外国使节。
是故,明代金陵的娼妓业最早是在皇帝的亲自督办下建立的,实行官妓制,先是隶于礼部,后“统于教坊司”。
其目的乃在于效仿战国管仲设女闾,“征其夜合之资以富国 ”。谢肇淛《五杂俎》曾记载:”两京教坊官收其(娼妓)税,谓之脂粉钱。"
可见,明太祖朱元璋设官妓其实有两个目的:一是既彰示太平,二是用脂粉钱来充实国库,一举两得。
所以,官方的许可与提倡,使明代秦淮河两岸的妓业得到了蓬勃发展。
002 娱乐至死的勃兴——皇十代朱厚照的内色外禽推动
明太祖朱元璋最初建妓院除粉饰太平,更重要的目的是赚钱。但禁令往往到后来就形同虚设,总有官员经不住诱惑流连于风月场,并将其作为自己交友应酬、拉帮结派的据点,骄奢淫逸,荒废政务。
到了明宣德年间,甚至出现了”百僚日醉狭邪,不修职业" 的情况,宣德皇帝朱瞻基一看,这样下去可不行。
于是规定:"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取。"自此整肃后 ,失去了庞大的官僚消费群 ,妓业受到极大打击,就南京而言,明初盛极一时的十六楼至嘉靖前后,只剩下南市、珠市、旧院。
但是妓业的低迷并未持续多久,毕竟明代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上升期,经济发展迅速。
至明中期,南京城里“百货聚焉。其物力甚多而主少,布魁、驱桧千百,嘈杂其中。"
商业贸易的阜盛,促使商贾这一受到国家鼓励的妓业忠实消费群不断地发展壮大。物质的积累和生活的富足也必然导致逸乐之风的产生。
所以,伴随着江南货币经济所导致的物质过剩而发展的妓院文化,在受到官方压制后亦能够依托商业继续前行。
不过,这一时期的发展还较为缓慢,直到明朝皇十代朱厚照出现,以一人之力,替朱元璋将其开创的娱乐业发扬光大。
武宗皇帝朱厚照是明朝的第十代皇帝,简直天赋异禀,尤其以“内色外禽之荒”的赫赫名声流传于世。
他有多饥渴呢?1508 年,朱厚照即位的第三年,还没坐稳江山的他就于“秋七月壬子,命天下选乐工送京师"。
"十二月,命各院户更选乐艺精通者八百户。四年四月,河间等府奉诏送乐户数百人至京”。
武宗皇帝对于声色的偏好 ,使得到了明代中叶, 上至京城、都会,下至地方州、邑,几乎无处不见风 月,无处不闻歌乐,正所谓“上有所好,下有所效”。
而在全国上下一片声色中,秦淮风月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则与武宗皇帝的一次南巡有着莫大的关系。
正德十四年 (1519 )秋七月,朱厚照计划亲自率师征讨宁王朱宸濠叛乱,可他当时有个太牛的部下——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的王守仁,王打乱了他的计划。
还没正式御驾亲征,王守仁三下五除二就干掉了朱宸濠,平息了南昌叛乱。
朱厚照为了体验传说中的秦淮风月,竟然把王守仁的捷报“秘而不发",仍然打着御驾亲征的口号,带着队伍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开始了对秦淮两岸那些妹子的征讨。
“冬十一月乙巳,渔千清江浦。壬子,冬至,受贺于太监张阳第。十二月辛酉,次扬州。乙酉 ,渡江。丙戌至南京。 " ——张廷玉:《明史》
在风光旖旎的秦淮河,武宗皇帝可谓找到了最惬意的生活。
“武宗南征驻跸金陵,选教坊司乐妓十人备供奉。宝奴(王眉山)为首,姿容瑰丽出众,数得持节栉近。圣尊班中,人争求希以媚上,或毁妆以自全。 " ——曹大章:《亘史钞·王眉山传》
可以想到金陵城的热闹场面——赏歌观舞,欢宴达旦。皇帝临幸金陵,佳丽云集秦淮,必然引得四方勋贵、达官、士人、商贾聚集南都,使其成为青楼楚馆的潜在消费群。
这样就形成了既有供应,又有需求的格局,自然使得秦淮风月的繁荣有了实现的可能。
而更为关键的则是前面所谓的“上行下效", 武宗帝此次南巡大大改变了南京的社会风气。
《客座赘语》载:“有一长者曰: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营生利、享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
但“今则服饰违式,婚宴无节,白尾之家, 侈僭无节,是以用度日益耗蠹。"金陵奢靡之风、狭邪之气自正德间始。
因此,风气一开,娱乐业飞速发展的脚步便再难遏止,以致到万历前后大盛。谢肇沛《五杂俎》记是时景象云:“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
" 金陵秦淮一带,夹岸楼阁,中流箫鼓,日夜不绝。 "
若说经济的繁荣,皇帝的表率,官方政策的宽松促进了妓业的繁荣。那么秦淮名妓的不断涌现, 则得益于文人、商贾广泛参与的品花评妓活动。
003 名妓云集的鼎盛:落魄文人士子的“花榜”追捧
皇十代朱厚照开启的这种娱乐至死的风气,在文人、商贾的推动下,竟成为一种时尚。
当然,这种风气有更古老的传统,如魏晋时期的谢安,“每游赏,必以妓女从”,宋代的柳永“催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
或纵酒高歌、征歌选妓之放浪形骸,或佯醉卖狂、醉卧风月以纾祸却难……明代士人把这种文化传统表现得淋漓尽致。
晚明时期,秦淮河畔的风月之事,已经从传统的主色到发展到主情,实现了从纵欲到放情的转变,也就是说,歌姬的才情、诗词酬和成为了文人与风尘女子交往的主流。
所以,青楼女子要想脱颖而出,了加强自身修养外。亦需要借外力来提升自己的名气.为世人所熟知。那么文人主导,商人推动的征歌选艳、品花评妓则必不可少,此谓之“花榜”。
“花榜”之称来源于科举。大致兴起子宋时,而盛于明中晚期。曹大章在《秦淮士女表》前云:“曾见金陵名姬分花谱.自王宝奴以下凡若,而人各缀一词,切而不雅。”
为什么这样说呢,虽然花榜早有记录,但其盛行却也是因为当时的花榜头魁——王宝奴为武宗皇帝朱厚照所宠,因此,明代“花榜”之事自武宗朝起盛行。
同时,花榜的兴盛,与秦淮的位置有关,一边是各大娱乐场所,一边是闻名天下的“江南贡院”。
“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遛舟之一水皆香”。——余怀.《板桥杂记》
古时交通不便.士子应科举试别家,少则数月,多则经年。
南京作为陪都,设南围,以致大批应试者寓留金陵参加科举.而考试之后等待结果亦是一件难熬之事.于是无聊之余品评“花榜”则成为最好的调剂。
因为士子在现实中不论高中或落第,都可以于花国之中自做考官。依己之品味、喜好评定榜单,从心理上获得一种满足。
而且,是时社会风气尚侈靡。思想界因阳明心学的流行,使得人欲受到极大的肯定。
在明代中期以后,士阶层中狎妓宴饮成为风流之举,开花榜品名妓作为副产品更是风行一时。虽然起初品藻名妓乃无聊时的游戏。
但正因为一些文坛名士的广泛参与,而使之成为了一种风雅时尚。
1570年,明代诗人曹大章因“羡名姬之卓绝”,于“莲台仙会”后作《秦淮士女表》,开名士品花评妓之先河,著名的“金陵十二钗”就源于此。
之后,明代戏曲家潘之恒曾评“华林七桂”,天启元年(1621年),潘之恒又作《金陵妓品》品评乐妓,以“品、韵、才、色”为标准列三十二人。
正是在这些文人歌姬的交往、品评及各种唱酬活动中,秦淮风月进入了鼎盛时期。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曾记晚明金陵:“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指为乐土。”
当然,他自己也与一代名妓柳如是纠缠不清。风雨婵娟?美人侠骨?异于群芳的名妓柳如是,真实的书画才情
也正式在该书中,钱谦益划分了的金陵由“初盛”、“再盛”到“极盛”的时间断线,基本与秦淮风月的盛衰相应。
一个城市作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吸引着大批文人的涌入。
而文人热衷寻艳北里、访翠平康,所以相应的刺激和促进了青楼楚馆的发展和繁荣。并谱写出一曲曲才子佳人的歌。而此时出现的名妓与文士交往活动背后,所隐含的文化意义则值得深入探讨。
004 秦淮风光的沉寂:明清江山易主的时代之殇
盛极而衰,三个阶层的命运遵循历史的规律不可逆转地行进。
明末,社会的动荡直接导致娱乐业的衰落。
人的生命尚不得保,更遑论追求精神的逸乐,皇权易主,名士退出历史舞台。
生活在秦淮河旖旎风月中的妓女们除了老死青楼,其归宿经考证可分两种:一是从良。二是侍佛。
从良之代表有柳如是归钱谦益、顾横波归龚鼎孳、董小宛归冒辟疆、李香君归侯朝宗等;以侍佛终老的有马湘兰、卞玉京、朔朝霞等。
伴随着明清鼎革,秦淮河两岸歌声虽不断。但再不复当年盛景,正所谓:
板桥流水日初斜
踏遍秦淮剩酒家
旧院深埋春寂寂
更无人与拍红牙
小结:女妓始于上古,女妓文化盛于两宋,而青楼文化独盛于明代。
明代青楼的盛行,源于朱元璋开启之风,起于朱厚照身体力行,盛于文人商贾“花榜”推动,衰落于明清易主,社会动荡。
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明人情欲世界的冰山一角,那是一种随性、扩达、自适的人文风貌。
他们重视现实社会的情欲享乐,但又不失品质与操守。他们的情欲爱好与狭邪狂热,甚至在现在都让人难以接受。
但这不也体现了明人那种自由、独立之情态吗?
参考文献:《秦淮志》、《五杂俎》、《板桥杂记》、《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