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判断。“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总体约束下，2022年宏观经济增速将呈现明显的下行走势，全年经济增速可能在5%~5.5%的区间，这也可能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制定的增速目标。一方面，这是对2020年以来疫情扰动对经济增速的修复，加上疫情对经济面的影响（包括潜在影响）并未得到根本解除，以及经济本身依然处在下行周期，5%~5.5%的增速相较于2019年的6.1%，正常合理。
出口形势出现变动。过去两年，出口拉动对经济的贡献凸显，这主要在于海外疫情肆虐，造成其内部产能不足，海外订单的爆发式增长，极力推动了我国产能显著扩张，从而带动了出口，很大程度上拉动了经济增长。
随着海外疫苗推广和群体免疫，经济开放，复工复产使得产能逐步恢复，订单的减少将抑制我国产能再续扩张，这将使得出口将同步受影响，继而对经济增速拉动作用减小。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俄乌局势的形成，以及中俄之间的友好关系，很可能出现欧美等西方经济体对中国不友好甚至直接或变相的经济制裁措施，加剧出口形势紧张和正常的经贸往来，对我国的经济外围环境及形势造成冲击。
基本面收缩带动地产-基建边际宽松。随着政府投资边际效益递减，消费随着近年来经济下行及疫情因素造成的收入下降呈现低迷，加上如上所述的出口将出现失势变动，所形成的投资、消费、出口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失灵共振，再加上“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同时面临冲击，经济基本面的收缩已经露出端倪。
基本面的收缩和稳就业形成的经济稳增长需求，将使得政策面寻求积极取向，即政策上将再次在地产-基建这种政府容易发力的投资领域形成稳增长的惯性支撑，但基于多年形成的“经济下行—政府投资发力—地产-基建扩张”造成的边际递减效益，又使得地产-基建投资在稳增长上的收效上面临实质性考验，而地产-基建领域再次成为政府投资的发力点又因应了政策面寻求积极的经济信号。比如，近来政策频频提及的基建领域适度超前投资，以及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更好满足住房领域的合理需求”，之后央行迅即作出回应；接着在2月初，央行又作出“对于保障性租赁住房不纳入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的政策宽松，凡此种种，无不释放出此一信号。
但即便如上所述：宏观经济整体情势的收缩，使得地产-基建再次成为可以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房住不炒”的紧箍咒约束依然存在，且失去了改变的基础，一方面是多年的房产扩张使得地产后遗症开始显现，诸多房企普遍开始出现流动性危机，另一方面住房领域的积极政策表达更多的是出于边际改善，即发力点多为改善性住房及住房租赁市场惠及中低收入群体这一有限的增量市场，并不会再次形成诸如2015—2016年“去库存”引爆的房产大爆发的地产市场飙升现象。换言之，房地产市场的多头效应伴随多年来的政策效应已经基本释放完毕，接下来无非是边际上的改善效应及扩群效应引起的市场小水花。
因此，总体上，地产-基建上的投资政策面虽然保持宽松，但不意味着地产-基建将对经济基本面当前的收缩构成强支撑，更多的是基于地产-基建领域形成的产业关联度优势，释放带动社会投资和相关产业辐射效应的积极信号。
这和2020年经济形势有所不同。
回顾2020年出口形势。2020年4月，在国内基本控制住新冠疫情，但疫情在海外扩张之际，海外经济冰封，让市场一度对外贸情势极度悲观，普遍认为2020年第二季度出口同比会降三成以上，也因此但凡和外需相关的标的几乎被市场一概嫌弃。
但事实上，4月的出口数据好于市场预期，仔细观察分项，是医疗物资支撑了出口，主要原因是海外疫情的暴发需要口罩和呼吸机，继而带动了我外贸出口形势逆转。
到了5月，美联储大放水，财政刺激也配合货币宽松加码刺激经济。而5月的出口数据 再次超过市场预期。再看细项，超预期的不单单是医疗物资，集成电路、手机、电子设备等与线上办公需求的相关电子出口也全面大涨。
接着到了6月，更多的出口产品开始回升。由于海外疫情扩散，叠加货币宽松将利率压降至0甚至以下，换房需求被激发，市中心太挤，怕疫情扩散，富裕家庭都愿意搬家到郊区住独栋。房地产好转，带动的出口类项随之增多，家电、家具、箱包、工业品纷纷应之而起。于是从6月开始，后知后觉的市场正式否定投资出口会低于预期、即使高于预期也不可能持续的逻辑，确认中国出口的高景气度。
更重要的是，海外订单激增的同时，海外产能迟迟不能恢复，全球都在靠中国产能加以供应。这也直接构成了自2020年3月起我国出口持续呈现增长态势，极力支撑了我国经济的增速。
在此期间，由于海外没有复工，产能有限，中国将货物出口到欧美地区后，空集装箱大量滞留在欧洲和北美港口，无法及时运回中国，导致中国出口集装箱短缺，结果集装箱运价指数大幅上涨，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从
2020年6月末的879点一路升至12月末的2382.06点，涨幅逾九成，最为热门的欧美航线涨幅尤巨，达到2~3倍。
在这过程中，与出口相关的标的表现如何呢？以中远海控为例，在市场对外需的质疑声中，2020年5月底股价最低跌到了3.14元，但后续随着出口预期修复，集装箱运价上涨，中远海控的股价开始持续上涨，2021年1月涨到了17.65元，半年涨幅达到5~6倍。
因此，通过对贸易数据的分析，基本可以确定，从2020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开始逐步恢复了。
经济增长动能恢复以后，政策就不会鼓励地产-基建产业链，因为其短期能稳增长，但长期扭曲经济结构，制造资产泡沫。既然出口已经起来了，解决了短期稳增长的需要，就没有必要扩张地产-基建投资造成更好的宏观结构扭曲了。
过去政策层面不是不知道地产-基建的副总用，主要是不得已而为之。当外需不行，又有稳就业的考量时，经济下行只能不断释放地产-基建产业链，通过地产和土地抵押融资，创造出信贷和财富，拉动经济增长以及保住就业。
政策面与资金面发力。再回到前面的问题，既然基本面收缩带来的稳就业继而保增长的需求带动政策面积极，而在近年来经济下行尤其疫情扰动，造成社会投资热情受挫下，资金面需要保持宽裕，才能策应政策面积极。而资金面宽裕又需要财政政策保持积极和货币政策保持边际宽松，这从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已经看出了端倪。
资金面的宽货币—宽信用。今年以来，宽货币—宽信用的联动表现得已经很明显，即货币量的供应及利率调降带来的信用宽松都在货币层面为稳市场、稳市场主体、稳经济增长构成了显著支撑。尤其是新年以来，货币量的宽松在1月份的社会融资规模数据上表现充分：1月社融存量同比增长10.5%（前值10.3%），增量6.17万亿元，同比多增9842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4.2万亿，同比多增3806万亿元；1月M2同比增长9.8%，增速较上月末和上年同期提高0.8和0.4个百分点；M1剔除春节错时因素影响，同比增速约2%（未剔除为-1.9%）；1月货币净投放也达到4000亿元，这个水平在近年的货币净投放中并不低。
而在利率调降上，无论是逆回购利率，还是SLF（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以及LPR利率均同步降低，由于SLF利率（7天）通常高于逆回购利率（7天）100BP，因此作为利率走廊的上限，已经随着1月17日逆回购利率的调降而同步调降；与此同时，LPR一年期和五年期也分别下降了10个和5个百分点。
而财政政策保持积极早已不算新鲜，因为在经济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中，首先都力求财政政策维持积极取向，这是政府层面力求经济稳增长而不遗余力释放的强刺激信号，无论是减税降费，还是发债，背后都是真金白银，或者以政府做信用背书投放的真金白银。
需要关注的外围因素。但是也要看到，美联储加息信号已经确立，加息进程进入三月份将实质性推进，作为国际货币之锚，美元加息会带动全球货币加息浪潮，对于我国利率变动的传导乃至对我国货币边际宽松的实施造成输入性扰动。
而基于俄乌局势及其后续可能演化的国际地缘政治大博弈，中俄多年来的友好国际关系有可能基于美西方阵营对于俄罗斯的制裁而遭遇影响，继而对经济的影响产生不利，那么在国际环境对我再次出现困难的情势和经济持续下行情势下，基于经济稳增长的内部政策需要再考量，甚至需要提前做长期准备，引入重大改革，以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和既有政策功效，熨平经济周期，防止疫情、外围环境、国际局势等不确定因素对经济社会造成的震动，避免经济大起大落。
长期看，我们经济政策可以改革发力的领域。至少可以在如下领域，加速加大改革推进力度，积极变革，释放经济红利之余，平衡经济社会鸿沟：
企业层面：取缔住房公积金这一过时的政策，进一步给企业实实在在地减负。
个人层面：取消个人所得税，取消购车摇号，释放消费潜力。
城乡层面：用政策红利（乡旅+民宿+农业产业综合发展+政策补贴使得总体上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积极引导人口回流，矫正经济重心过分依赖城市的局限，使得乡村真正人丁兴旺，并经济振兴。至少有如下经济社会效益：
（1）乡村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保证粮食安全。（2）乡旅、民宿、农业产业发展，让乡村找到新的复合发展路径，缓解城市臃肿，平衡城乡关系，有利乡村传统风貌留存，农村的人丁兴旺再次得到恢复发展。（3）缓解能源矛盾。乡村的灌木林足能维持回流人口用能需求，极大缓解城市能源供应压力，避免一方面闲置，一方面耗竭。（4）人口在城乡得到优化配置，城市交通、基建领域重复投资可以减少，在存量不变情况下，将部分资金转移乡村建设，优化投资资金结构。（5）在经济大环境变坏及就业压力加大下，人口提前得以分流，将极大缓解城市生存焦虑，避免不必要的社会悲情发生。
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必然最终是回归城乡平衡和谐的状态，让城乡两个资源、两个系统、两条腿各展其长，同步发力，这种状态的回归必然也需要政策在适当必要时回归，摒弃城市为中心的心态和经济社会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