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黎广 刘沐轩
当地时间12月8日晚上7点40分，圣经里圣母玛利亚以童真之身受孕的纪念日，西班牙巴塞罗那神圣家族大教堂（圣家堂）的圣母玛利亚塔被点亮。由现代玻璃和不锈钢工艺打造的伯利恒之星，终于发出了149年前，西班牙人向往的教会之光。
圣家堂的设计师高迪，将大教堂设计为“石头制成的圣经”。他的建筑语言里，直线属于人类，曲线献给上帝。但归根结底，圣家堂是为穷人打造的人间天堂——大教堂立项之初，政府被频繁更换，西班牙天主教决定重新笼络与他们疏远的工人阶级，那前后100年，是西班牙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时期。
如果将圣家堂的建造分为三个时期，那149年前，圣家堂的在西班牙政党、教会和工人阶级的拉锯战中的诞生可以被称为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一战结束后，在佛朗哥掌权的日子里，教会发展缓慢，工人阶级开始拥抱知识分子，那是西班牙历史上最为哀伤的时候；后来，佛朗哥去世，西班牙逐渐跟上了20世纪的发展步伐，新工艺、新资金开始汇向圣家堂……
圣家堂从1872年开始立项，1882年正式动工，到如今已经过了149年。作为现代建筑史上最繁复、最耗时的建筑项目之一，它是世界上最具争议的文明地标之一，也铭刻下了西班牙近代史光怪陆离的年轮。
天堂，笼络工人阶级的手段（1872-1926）
审视西班牙，观察角度是一个方面，如何理解又是另一方面。
西班牙人为首都马德里所在的卡斯蒂利亚省，编了一句谚语：卡斯蒂利亚人懂得如何征服，却不知道如何治理。这个逻辑放在西班牙的殖民史上也成立：西班牙人懂得如何征服，却不懂如何治理。
扼守地中海咽喉的西班牙无限放大了自己的地理优势。自1492年哥伦布抵达美洲后的300年里，西班牙帝国的殖民触角遍布除巴西之外的整个南美，还有以国王菲利普二世命名的菲律宾。
那是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大帝国，它的极致辉煌，掩盖了日后衰败的孽因。
马德里的哥布伦雕像，指向美洲 图源：Shutter Star
对那个年代的西班牙帝国来说，美洲血管里流淌的黄金，是西班牙取之不尽的财富。但作为王室贵族和教会财产，普通人并没有实现财富自由，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心灵上来看。
到19世纪，西班牙仍有三分之二的人以务农为生，大约60%是文盲。这个世纪以拿破仑要求西班牙攻打英国开始，但西班牙王室无意成全拿破仑统治欧洲的计划。其阳奉阴违的计谋被拿破仑看穿，报复来临，以战争的形式。
拜伦战役是西班牙人第一次击败拿破仑
沉迷于海上扩张的西班牙人迅速被拿破仑拖入战争泥潭，城市被鲜血涂抹，国王被指派。王位是否正统和政府问题，让西班牙人在表达自我意愿时，分裂成多个阵营，自由主义在西班牙开始形成。在缺乏稳固的社会基础时，自由主义成了政党和贵族斗争的工具，政党们擅长用各种手段操纵冷漠无知的选举人。
后来，政党们开始恳求掌握军权的将军，把自己送上政治舞台，西班牙的贵族统治走向了终结——由国民卫队守护的革命胜利成果，贵族也不得不听命于穿上统一制服的鞋匠、裁缝、屠夫和理发师。
西班牙天主教会也饱受牵连。他们的土地被没收，并参照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被出售以改善政府收入。对于天主教徒来说，修道院要么变成了兵营，要么被拆毁。
在曾经被穆斯林统治的那800多年的历史中，西班牙政府与天主教会互相扶持，抱团抵抗穆斯林。但自由主义的崛起，让他们长期的“政教合一”默契出现了一点裂缝。
欧洲工业革命的浪潮虽然晚了十几年才席卷西班牙，但受到高关税的保护，巴塞罗那的纺织业还是使它成了“西班牙的曼彻斯特”。
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工人，19世纪中期，巴塞罗那推倒了限制城市扩张的城墙，引水工程让清水流进了城市，结束了臭气熏天的都市环境，也将送水工这一职业扫进垃圾堆。
19世纪的巴塞罗那 图源：网络
辉煌时，巴塞罗那的海陆机械制造公司，造出了西班牙第一个火车引擎，在大力发展铁路经济后，受政局不稳和经济状况影响，1866年铁路繁荣崩溃，大量工人失业，巴塞罗那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大本营，城市里到处是无产阶级和随处游荡的短工。
西班牙天主教会把这种情况看做现代化的威胁，解决方式是回归过去莺飞草长的田园生活。但世俗化是条单行线，教会中的保守派认为，从哪里失去了阵地，就要从哪里重新夺回。
1860年代，在罗马教皇的鼓舞下，天主教决定为基督徒赢回被疏远的工人阶级，通过修建教堂来承担自由主义者的国家难以承担的福利和教育功能，这些举措让天主教迎来信众数量的成倍增长。这些胜利警告了自由主义者，教会又重新占领了社会道德高地。
1872年，书商博卡贝拉，饱含着从意大利游历时获得激情，提议在巴塞罗那修建一座宏伟的哥特式教堂，以试图唤醒人们记忆中那个虔诚信奉天主教的黄金年代。教堂最终的设计由当时不知道是天才还是疯子的高迪接手，于是教堂在另一方面成了人们理解高迪的一种方式。
佛朗哥（1931-1975）
即便抽掉高迪的艺术造诣，他的政治主张在西班牙近代史上也具有代表性，以至于很难说清楚他在教会、政党和工人阶级之中扮演的角色。
西班牙人首先效忠自己的故土，这是了解西班牙是个多民族国家的前提。问一名西班牙人来自哪里，他的答案可能会是这样：我是阿拉贡之子、我是卡斯蒂利亚之子、我是加泰罗尼亚之子……说完这些，他才愿意做个西班牙人。
高迪就是热衷加泰罗尼亚文化的人。多少个世纪以来，以马德里为核心的卡斯蒂利亚人不断努力巩固整体国家的地位，但一直受到民众忠于原乡的心里阻碍。毕竟在西班牙历史上，马德里直到16世纪才成为西班牙的首都。关于加泰罗尼亚独立的问题一度是西班牙的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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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圣家堂 图源：圣家堂官网
在这些历史问题还没解决之前，西班牙的第二共和国在1931年草草成立。即便这是西班牙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但新政府对社会控制的极度薄弱，颁发的新宗教政策还将天主教推到了共和国的对立面。这让他们失去了团结和教育民众的桥梁，导致主教后来在内乱中，站到了工人阶级的一边。
那个时期的内乱实际由两条“振兴祖国”的道路所引发。第二共和国积极倡导土地改革，并且实施裁军，关闭军校，限制宗教团体传教等强力干涉天主教的行为，发展自由主义；另一条认为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混合建设道路更为可行。
后者是后来的法西斯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主张。
佛朗哥在这个主张下，与德国、意大利越走越近。
他的对手，左派领导人拉尔戈的话很有代表性：如果右派（佛朗哥）继续推动西班牙走向法西斯主义，那么就有必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
于是流血、镇压、继续战斗、继续镇压……两个派别都在讲述对方的暴行，一场内战一触即发，这场权力斗争的祭坛上，西班牙民众首先被牺牲了。
美国试图支持支持左派，罗斯福还打算运送物资给西班牙。但美国天主教徒出面制止了他，明面上是不干涉内政，可实际上是他们更喜欢佛朗哥。
德国、意大利和苏联不大理会干涉内政那一套，他们直接支持佛朗哥。德国至少提供了5亿德国马克的援助，此外还有1万左右军人驻守西班牙；意大利更是分批派了10万大军协助佛朗哥。获利的佛朗哥以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作为报答，以他为首的反叛军在1936年将西班牙引入悲怆不已的内战。
这一年中，160座教堂被毁、251座被放火或者攻击，整个西班牙都处都在上演骚乱、暗杀、报复、罢工和对神职人员的攻击。
毕加索的著名画作《格尔尼卡》描绘的就是内战时期的战争场面，今年4月15日，格尔尼卡镇将这幅画用巧克力1：1复制。
1939年，佛朗哥赢得内战，第二共和国覆灭。民族主义是佛朗哥的目标，他主张只有一个统一的西班牙民族，所以只能有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他不承认、并且禁止在公众场合中使用加泰罗尼亚语。不满的人很多，但这些人大多成了西班牙监狱和集中营里的囚犯。
内战的代价不止于此，它造成了大约64万人死亡，其中32万人死于战斗，22万人死于疾病或者营养不良，剩下的十万则死于处决或者谋杀。
至于被毁的教堂，至少有2000座。热衷于加泰罗尼亚独立的高迪，加上性格孤僻的原因，自然受到了佛朗哥政府的打压。
尽管内战胜利，可为了消除各种反对声音，西班牙的国内秩序直到1945年才基本稳定。那一年，在西班牙内战中死里逃生的乔治·奥威尔写下了《动物庄园》。
经历了西班牙内战的奥威尔，留下了《动物庄园》 图源：eBay
在佛朗哥掌权的时期，西班牙国王仍旧是“天主教陛下”，所以佛朗哥自认为在内战中发起的是圣战运动，他有办法让这个说法获得大部分西班牙主教的支持。为了让世人看到他和罗马的关系不错，他在1953年出台了教廷协定，取消了所有反教权的法律。
实际上西班牙从未有过新教的教堂，只要有几个新教的教派，当地的天主教徒就不敢懈怠。可以说是这个作风影响了佛朗哥政府。他们也不允许异议分子，在这一点上，西班牙政权和教会又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
至于被抛弃的工人阶级，他们和苦难的知识分子结拜成兄弟。这个时期的圣家堂，建筑图纸在战乱中丢失，后人只能寻找相关人员对图纸的回忆，揣摩高迪的风格来完成教堂的设计，再加上资金来源于各类捐款，进度注定缓慢，但缓慢有缓慢的力量。
1930年代的圣家堂 图源：圣家堂官网
在西班牙的众多教堂里，圣家堂还不是盖得最慢的。
圣地亚哥一所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在1075年动工，其中的“荣耀之门”是当时的石匠行会会长马特奥的个人作品，他用了20年才完成这个杰作。当荣耀之门建好时，距离大教堂动工已经过去了108年。
1226年奠基的托莱多大教堂，在267年后的1493年，也就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一年以后才完工。
塞利维亚大教堂修建时间更长，摩尔人造的钟楼在1180年就有了，但建筑主体的建造时间是1402年到1506年。
这些来自远古的遗产，似乎成了君主专制显示自我优越感的产物。
但作为欧洲城镇里最重要的建筑，教堂象征民众的信仰、以及对安全、美和上帝的追寻，这些诉求构成了中世纪伟大的艺术。这个艺术生命力之强，可以无惧时间与内战，渗入到西班牙人的灵魂里，才有幸在1975年佛朗哥去世后的时代继续丰满。
于是西班牙人说：其他国家产生了制度、书籍，我们则留下了灵魂。
伯利恒之光（1975至今）
不能说佛朗哥对西班牙毫无贡献，在他执政的最后十几年里，西班牙积极融入20世纪，汹涌的建设热潮开始让国家焕然一新，工商业和医疗水平都走进了史上最高点。尤其是居民收入，从1960年的人均317美元，涨到了1975年的1500美元。但这种变化也不能完全归功于佛朗哥，民众的勤劳和牺牲才是主因。
真正的挑战在1975年佛朗哥去世后开始，当西班牙人开始真正面对世俗世界时，发现这个国家还有层出不穷的问题——投机买卖下的地产业、被人口和污染挤满的饱和城市、被教会垄断的教育产业……西班牙迫切需要改革。
1973年后，西班牙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一直高达15%，失业率堪比三十年代的美国大萧条。而工人阶级在西班牙的现代史中，一直是受害者。
意识到时代在变的天主教会，也在1978年被国王宣布不再是国教。在这期间，新上任的首相苏亚雷斯出人意料地联合西班牙主要政党把宪法拟了出来。尽管遭遇了各种苦难，但西班牙的君主立宪制度却实现得水到渠成。
1978年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签署宪法 图源：Shutter Star
1976年，苏亚雷斯将全西班牙按照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传统，划分为各个自治区，以此防止出现危害国家统一的危机。
这一点可以归结为西班牙人骄傲的双刃剑，他们的骄傲诱导出了佛朗哥政府，但同时也保存了自己的特性。尽管在工业、政府和社会凝聚力上，西班牙人不大擅长甚至不大在乎，但在艺术方面，他们的骄傲深入骨髓，不甘人后。虽然生活水平乏善可陈，但说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他们认为他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伟人都不逊色。
解决了各地不同的诉求以后，西班牙政府也在1979年与梵蒂冈天主教廷签署了协议，将圣家堂的建设交由天主教会组织的基金会。很快，来自世界各地天主教徒的捐款充裕了资金，圣家堂的建设进度也在其塔式起重机、工业机床和3D打印的技术加持下，有了肉眼可见的工程进度。
建设中的圣家堂 图源：独立报
于是西班牙有了足球向左，建筑向右的称号，至于长久以来的政党之争，在工人阶级的崛起和教堂的逐渐完善中逐渐式微。
圣家堂的建筑史尽管是西班牙一个半世纪的风云写照，但它更是西班牙哲学的表象：记住，在生命的偶然中，你的内心有一股能量，坚不可摧……围绕它的是构成你日常生活的琐事……你要站稳脚跟，屹立不摇，至少让人们谈到你时，总会说你是条汉子。
这是彻头彻尾的西班牙精神，这种被称为古罗马塞涅卡主义的精神影响了西班牙宗教、道德、甚至法律层面，让宗教成了一种热情和艺术，让艺术变成美德和苦难的释放。
于是在西班牙最为常见的舞蹈中，诸如弗拉明戈，最优秀舞者绝非暴露性感身躯的年轻女孩，而是饱含热情，却又胸怀深刻悲伤的成熟妇女。
即便是伴唱，也是烙着沧桑悲绝的中年男声。
这种深刻悲伤，正是圣家堂建筑中献给上帝的曲线，里面有过去的气息和精神，最终幻化成古往今来唯的唯一和永恒。
永恒化为伯利恒之光，在2021年12月8日点亮。
